6月14日，以“弘扬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为主题的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大会在郑成功故里泉州南安市举行。省委书记尹力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通过视频作讲话。省政协主席崔玉英出席。省委副书记罗东川主持。
鲜为人知的是，郑成功之所以能够击败荷兰人，收复台湾，源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泉州安平港（今晋江市安海镇）为大本营，所打造的海上商业帝国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及军事实力。
在今天的欧洲，你要是和懂点历史、海事方面知识的人，提到一个叫Nicholas·Iquan（中文译作：尼古拉斯•一官）的人，他们一般都会竖起大拇指。
在他们眼中，Nicholas·Iquan可是位比加勒比海盗厉害得多的角色。
其实，这位狠角色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名叫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小名叫做一官，字飞黄。十七岁的时候，郑芝龙跟随舅舅黄程到了澳门，学习经商，常往来于澳门和马尼拉等地。
其间，郑芝龙在吕宋入了天主教，接受洗礼，取教名为Nicholas，即尼古拉斯，从此很多欧洲人就叫郑芝龙为Nicholas·Iquan（中文译作：尼古拉斯•一官）。
当时的明朝还在奉行“片板不得入海”的严格禁令，而西方早已一百多年前就进入了大航海时代。17世纪的中国南海也并不平静，欧洲殖民者、明朝官军和海盗们为了白银、丝绸、茶叶、香料、白糖、还有鹿皮这些资源，各自使尽手段，奋力角逐。
其中最有力的竞争者便是踏遍四海的荷兰殖民者，他们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富可敌国。
郑芝龙离开澳门后，往来于东南亚各地，后辗转于日本平户经商，并投靠大商人兼大海盗李旦（西方人称Captain China），同一时期也结识了颜思齐，并深得颜思齐的器重。
1624年年初，占领澎湖的荷兰人被明朝驱逐，与平户荷兰商馆关系良好的李旦，必须居间协调，郑芝龙因通晓多种语言，被李旦推荐担任荷兰人的通事，协助谈判。同年秋，郑芝龙随荷兰人撤入台湾。
隔年，李旦、颜思齐先后病逝，不只颜思齐在台湾魍港的基业归郑芝龙完全掌控，李旦所有的事业也都由他继承下来。
郑芝龙将两者势力并为一体，趁势崛起，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不可忽视的一支海上武装力量。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明廷招抚郑芝龙。郑芝龙九月归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
投诚后不久，郑芝龙宣布解散台湾海盗集团，脱离了他经营三年的台湾根据地，即魍港和北港一带，他率领愿意追随自己的成员，共组成50余艘的船团，浩浩荡荡驶向金门岛。但同时他也留了部分人马驻守台湾，此举不但为海商集团提供后勤保障，也是郑芝龙经略台湾海峡，控制海上贸易咽喉的关键战略布局。
澎湖海战失败后，荷兰人转往台湾，建立热兰遮城。此时荷兰人要求明政府履行约定，以台湾为基地同中国直接贸易。可他们最终发现，他们和明朝的贸易窗口只可能是郑芝龙，而且和官方直接谈判的日子又遥遥无期。
为了胁迫明政府开放沿海口岸，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先是占领了南澳岛。五天后，又偷袭厦门港，击沉了郑芝龙大型战船约30艘，小型战船约20艘，郑军损失惨重。当时，郑芝龙一再派遣使者向荷方表达停战的意愿，均被荷兰人拒绝。
为了回击，郑芝龙的军队准备了一种套路很深的火攻战术：从舰队中派出备有大量带着挠钩、载满易燃物的小船，迅速钩缠敌舰外壁并纵火焚烧，小船乘员则在点火后跳水逃生。
1633年 22日，明荷两军在金门料罗湾决战。荷方有十艘新式帆船以及五十艘海盗船，明朝海军则集结了五十艘大型战船和一百多条火船。
在大船掩护下，百余条小火船齐发，烧毁荷兰战舰两艘，击沉两艘，史料记载“料罗之役，芝龙果建奇功，焚其巨舰，俘其丑类，为海上数十年所未有”。
最终，荷军与刘香海盗联军战死四百人，被俘一千多人，明军则损失三艘战舰，八十人阵亡，150人受伤，取得最后的胜利。
战后，明朝政府任命郑芝龙为福建都督，自此从日本海到南海的制海权全部掌握在郑芝龙手中，时人称：“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当时任何其他西方的殖民者都无法逾越这道海上长城。
以泉州安平镇（晋江市安海镇）为基地，郑芝龙终于突破海禁，打造出一个繁荣的海上商业基地。他的商船几乎垄断了中国沿海、日本、朝鲜、马尼拉等其他东南亚诸地的海上贸易，为自己积累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资本。
当时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印尼总督简•皮特斯佐•科恩，在两任届满后，发下如下感慨：
“1640年至1680年间，福建大部分的海运控制在郑氏家族的手中。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郑芝龙及其儿子郑成功创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贸易机构，在其全盛时期，在中国海上没有与之匹敌者。在这个时期，几乎每艘到台湾或者巴达维亚的的帆船都是由郑氏家族控制或者属他们所有。”
回望郑成功的一生，最重要的几个阶段都是在滨海之地度过的，其中少年时期在安平港的生活，对他往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凭借这个天然的避风港，郑氏家族得以开启海商之路，安平港见证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人生重要的转向与郑氏家族的崛起。
晋江安海的水心亭古渡头旁，千帆竞过之景早已不再。数百年前，少年郑芝龙所见的则是“港通海外昆仑舶，贾舶市艘市有声”。自宋元时期，安平港作为古刺桐港重要口岸之一，海上贸易往来频繁，满载各地物产的商船在此停泊、交易，直至明清时期依然热闹不减。
形形色色的商贾、水手，来自异邦他乡的奇珍异宝，这一切在少年郑芝龙面前，是一个崭新世界在召唤的预示。
被吸引的并非郑芝龙一人，据万历《安海志》所言：“安海濒海山水之区，土田稀少，民业儒商。”
正因安海当地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状况，出海经商的人不在少数，《台湾外纪》中记载，郑芝龙乘船至澳门，投靠母舅黄程从事对外贸易，“程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欲附李旭船到日本，遣一官押去”，一官即郑芝龙小名，据考证他前往日本时18岁，不久便跟随当时在长崎平户经商的泉州人李丹，并在李丹死后获得了他大部分的财产；与此同时，他与长崎平户岛主田川七左卫门之女结为夫妻，生下了郑成功。
凭借多年海上贸易的积累，郑芝龙的海商集团不断扩大，1628年，他接受明朝招抚回到安海镇时已然海上称雄，《东南纪事》里评价他：“芝龙兵益盛，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令乃行，八闽群不逞归之。”
荣归故里的郑芝龙以一座豪华府第，向世人昭示了自己的身份。1630年，当7岁的郑成功从日本被接回安海镇，他见到的应该是这样的郑府：“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豪华，贸易丛集，不取于省城。……第宅弘丽、绵互数里，朱栏绵幄、金玉堆砌。”
可惜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没能保留下来，1655年为了抵御清军，郑成功无奈将其焚毁。
《荷牐丛谈》里还特别提到郑府中“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专门开通一条海道，让船只能够直达府第内的码头，这样的设计令人惊叹，也符合郑氏家族从事海上贸易的利益。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吴凤斌在《明郑家族与安平港》一文中总结道：“芝龙府第建筑之豪华为泉州第一。而其府第外之市镇繁荣兴盛，能与福州省城媲美。可知郑氏在安平镇的建设和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虽然郑家的宅邸化为乌有，但在安海还留有一处遗址，即安海镇星塔村成功中心小学内一座楼阁式实心砖塔。塔身第三层嵌刻着一篇《重建星塔小引》，撰文者是郑成功的叔叔郑芝鹏，他在文中称“以其地去水之处，有塔曰星塔，而乡因名焉。乃年久颓废，未有鼎而新之者，甚非所以壮方隅，而耸诸乡之形势也。”
▋星塔位于晋江市安海镇东北部，为五层砖石四方塔。据说是郑成功少年时代读书处。
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芝凤）所著的《及春堂诗集》，其中有两篇《秋中西畴勖弟姪》和《勖弟姪读书篇》就描述了少年郑成功是如何勤奋苦读，毫无疑问，他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学教育，“尊王攘夷、忠君爱国”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此外他更感兴趣的则是《春秋左传》及《孙子兵法》，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儿初识字，辄佩春秋之义。”
此外，父亲还传授他武艺，据杨英所撰《从征实录》记载，郑成功不仅精于马术，而且因为生长于海滨城镇，对于航海也十分娴熟，这一切与他所处的环境必然有一定的关系。
直到1644年被送往南京国子监为止，郑成功在安海生活了约十四年。这一时期因郑芝龙驻扎安海，安平港的海外贸易愈加繁荣，郑氏家族中不少成员也都参与商业活动，据杨英所撰《从征实录》中引用郑宏逵复郑芝龙书所说：“所有大小战舰，尽为渔商。”郑氏家族的商船前往日本、朝鲜、暹罗、真腊、占城等国，“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从此富敌国”。
于郑成功而言，父亲那些开往日本长崎的商船还承载了特别的含义：它们会带回远在日本的母亲的来信，并送去银钱以资助母亲的生活。
安平港之所以受到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家族的青睐，因其“江海流平、出入无风涛之险。较之泉州湾口江海争流，风高浪急”的港口优势，尤其是从安平港往返日本长崎的商船更是频繁，吴凤斌在《明郑家族与安平港》中指出，“据统计，1610年到1633年，每年到日本中国船数为20-60艘之间。
1634年后不断增加，1639年增至93艘，1641年则达97艘。而这时期正是郑芝龙把海上畏途变为坦途的时期，日中贸易船只才大为增加。”
安平港在郑氏家族海外贸易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本长崎荷兰商管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录：“一官（芝龙）的儿子所属的船只一艘，自安海入港。听说装载白生丝5000斤，绢丝5000斤，以及其他织物等类颇多。据云，近日属于同一船主的船只三、四艘就要来到这里。”可见郑成功开始经营海上贸易之后，安平港依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口岸。
次年郑芝龙兄弟在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改元隆武，郑成功也得隆武帝赐名“朱成功”，并开始领军作战，然而不久他便接到了父亲降清以及清兵攻打家乡安海的消息，此时郑成功的母亲已经从日本来到安平港，不幸遭遇战乱，当他返回故乡，只见到了母亲的遗体，让他更加坚定了抗清的决心。
延续和继承家族的海上贸易活动，亦是为郑成功的军事活动提供保障，自小生长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家庭，他对此自然十分熟悉。在延续了郑氏家族曾经设置的“五大商”基础上，分别以“山”和“海”两条商路各设置五商，其中“海路”便是以安平港为主，其结果便是“其舶岁至长崎”及“积资累百万”。
甚至在1656年清朝颁布“海禁”之后，郑成功的商船依旧在“安海-长崎”这条线路上畅通无阻，《巴达维亚城日志》中有这样一段记录：“1656-1657年度，驶入长崎的47艘中国帆船，全部属于国姓爷及其一伙。其中自安海发航的占首位，达28艘，柬埔寨11艘，暹罗3艘，广南2艘，北大年2艘，东京1艘。”看似平淡的叙述，透露出郑成功海商集团的雄厚实力，也让人记住了安平港这个助郑氏家族称雄海洋的港口。
郑成功继承的不仅仅是父亲的产业，还有郑氏家族多年来的经商理念。有别于一般的家族，郑氏海上贸易既有族人自主经营，也有合作经营的情况；此外除了自己的商船，郑氏家族还采用“招商”的方式：给予其他商船主出海贸易所需的资金，等商船主完成生意回来后，需要按利息返还资金给郑家，譬如“澄济伯（芝豹）洋船二只，助洋银十余万于太夫人（成功夫人董氏）”，还有“曾定老就伪国姓管库伍宇含手内，领出银五万两，商贩日本，随经算还讫。
郑成功的海商集团能给予其他商船主的，不仅仅是经商的资本而已，人们更看重的是郑氏家族在海上贸易中能给予的安全，“（领取）同安侯郑府令牌各一张，牌内俱有备写本府商船一只，仰本官即便督驾。”而且从郑府获得的令旗在海外贸易时是身份的暗示，能够在航行时得到庇护，郑芝龙驻守安平港时，就有“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得来往”的情况，反之拥有郑氏令旗的商船，经商之路势必会顺畅许多。
郑成功的海商之路，正是有赖于郑氏家族多年的积累：一方面，安平港见证了郑氏家族的显达；另一方面，郑成功父子的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也促进安平港社会、经济的发展。
安平镇（安海镇）亦在郑芝龙的经营下，成为“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的兴旺之地。《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载，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一日、七月四日，就有安平商人的3艘货船开到长崎。《安海志·卷36》引诗云：“桥店初投南北客，港湾未断往来舟！”这些正是明末安平港的写照。
结束语：以郑氏父子为代表的安平商人在明代中后期，大航海时代来临和朝廷开关贸易的背景下，以不畏风浪，“自劳其身，转货浮巨海”的精神，成为那个时代东亚、东南亚海域中商业与航海事业重要的开拓力量，为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者首领揆一签署投降书后撤出台湾，被侵占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位于泉州大坪山山顶，总投资1500万元，总高为38米，以钢架外包铜皮锻造而成，其中骏马高度达20多米，是国内最高的铜马雕像。台座8米，内为钢筋混凝土，外为花岗岩垒砌，台座与山体连为一体，塑像基座周边设有观景台等设施，可鸟瞰泉州城全貌。雕像以民族英雄郑成功戴盔、披甲、着袍、佩剑、骑马的威武、神圣的形象，充分显示统帅风度、英雄精神,烈日照射下的郑成功雕像高大威武，构成了大坪山顶一道美丽的风景线。